青州市是由潍坊市代管的县级市，地处山东半岛中部，东临昌乐县，西靠淄博市。在青州市先后发现了北辛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遗址，被称为东夷文化的发祥地。青州之名始见于《尚书·禹贡》中的“海岱惟青州”，为古“九州”之一，现今仍保存着格局完整的青州古城。然而使青州闻名于世界的，是1996年在龙兴寺遗址出土的北魏至北宋时期的600余尊各类佛教造像。该发现被列为当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首，更是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着实是轰动国内、享誉世界。
这批文物精品我在几年前曾经看过，当时似乎是2015年，是陪同阎崇年先生到青州讲学，顺便看了青州博物馆，很为其中的龙兴寺造像而惊艳。此次来到青州，发现青州博物馆新馆已经开馆，内部陈列很是高端大气上档次，踏入博物馆，我就直奔龙兴寺佛像陈列，着实地大饱了眼福。
1996年10月，青州市博物馆对面的益都师范学校新操场扩建工地，施工的推土机推出了一个土质与周围土质完全不同的洞口。青州市博物馆的考古专家夏名采等人挖开浮土，发现洞里有石雕人像。夏名采判断那些石人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佛像，马上带领业务人员深入调查，初步确认这是一处佛教造像窖藏。此后市博物馆一边组织人员保护现场，一边向当地政府和上级文物部门汇报，申请抢救性发掘。1996年10月7日，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准，以夏名采为首的文物工作者开始正式的发掘工作。考古工作的成果，就是发现了埋藏坑中精美绝伦的佛教造像，并进而发现了北齐至唐代的“东方甲寺”龙兴寺。
窖藏坑南北长8.7米、东西宽6.8米，坑内有规律地埋藏有北魏、东魏、北齐至隋、唐、北宋时期的石灰石、汉白玉、花岗岩、陶、铁、木及泥塑等各类佛教造像数百尊。其中最大的高320厘米，最小的高20厘米。窖藏的造像排列有序，整齐地分上下三层，坐像都立式摆放，较完整的身躯摆在中间，头像则沿壁边缘排放，最上层的造像上还有席纹，并有祭烧过的痕迹。在窖坑的东侧，还有运送佛像到掩埋现场的坡道。这些迹象说明，龙兴寺窖藏是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的行动。据初步统计，共出土各类佛教造像600余尊，钱币142枚，陶瓷器2件。
考古人员经过勘探，在埋藏坑的南部，发现了规模较大的建筑基址，被认为是始建于南朝的龙兴寺遗址。遗址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50米，布局有唐代以前寺院的原始风貌。已探明的大殿基础东西长30米，南北宽25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宏大规模。这也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一座平面布局清楚、保存较好的唐以前的大型寺院遗址。
南北朝时期，青州之地属于南朝，青州龙兴寺便是南朝齐北海郡太守刘善明的私人佛堂。刘善明舍宅为寺，又经北魏、东魏的发展，到北齐时期，青州龙兴寺初具规模，被称为“东方之甲寺”。 唐武则天时改名为大云寺,开元年间始号“龙兴”。宋金之交，寺院因战火而日渐荒芜。到明洪武年间，青州府修建齐王府，寺院地上建筑荡然，龙兴寺从此消失。直到1996年10月，因佛教造像埋藏坑的发现，青州龙兴寺才被重新揭开神秘的面纱。
埋藏坑出土的佛教造像分为造像碑佛像、菩萨像、罗汉像、供养人像等，目前已粘接复原的约200尊。这批造像九成以上属于北朝晚期的遗物，最早的纪年是北魏永安二年（529），更多的属于东魏、北齐时期，也有少数唐代造像，而最晚的造像纪年则是北宋天圣四年（1026）。晚期造像虽然所占比例极小，但根据考古地层学的原则，这处窖藏埋藏的时间下限应是1026年，实际的时间只可能略晚一些，而不会更早。
佛像的雕刻技艺相当高超。集圆雕、浮雕、高浮雕、透雕、线刻、贴金、彩绘等多种技法于一身的造像表情、手势各异,显示出雍容华贵的艺术效果。巧妙的构图是龙兴寺造像的一大特色。莲瓣形的背屏上，高浮雕主尊佛像与二胁侍菩萨，或只雕出主尊；背屏上部飞天环绕宝塔或龙、宝瓶飞舞，下部主尊两侧遒劲有力的龙口衔莲花、莲叶、莲蕾形成胁侍菩萨基座，背屏空余部位浅浮雕或彩绘造像头光、身光、火焰纹等。随时间的推移，构图的内容和形式也有少许改变。这种艺术形式将佛教经典的内容集中展现在有限的空间内，营造出一派欢乐祥和的气氛。
观察这批佛教造像，能够准确的看出，北魏时青州造像更多是北方中原的跟随者，自东魏开始，山东样式的风格开始逐渐显现，大背屏的组雕造像极富特色，秀骨清像变幻出曼妙的曲线，背屏上方有飞天及宝塔，而下部则有双龙盘旋腾飞，这样特殊的组合方式和精致繁复的衣纹，正是青州之地曾受南方文化主导的重要例证。
到了北齐时代，秀骨清像的造像特征已被新的造像风格所取代，背屏式的浮雕造像几乎消失，而单体的圆雕造像面部大多丰满圆润。与北魏造像厚重的服饰不同，北齐造像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审美情趣，所有造像的服饰都轻薄贴体，显露出健康优美的身段。这些佛像或是采用凸棱的方式刻出衣纹，好像打湿的衣衫紧贴身体；或是身上没有一点皱褶，肌肤的轮廓充分显现着人体的优美，很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过的“曹衣出水”的样式。因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这批佛教造像被学界赞誉为“青州风格”，牛津大学副校长、英国学术院院士罗森女爵士称这一发现是“改写东方美术史的重大发现”。
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保留了较为完好的贴金和彩绘装饰。贴金用于佛像皮肤处，表示佛为金身，也用于装饰纹样和饰品；彩绘在造像的运用上更广泛，服饰的颜色和样式、装饰花纹等都要敷彩，在佛衣上更有彩绘或雕绘结合，表现佛传故事。彩绘与雕塑的完美结合，使造像更富有层次感，金与彩也使佛、菩萨的世界更神圣绚丽、充满生机。
这里专门介绍一尊东魏贴金彩绘左协侍菩萨造像，其残高36厘米，高浮雕，石灰石质，为一铺三身背屏式造像的左胁侍菩萨。菩萨面含微笑，丹凤目，头顶饰一环形花冠，额前长发梳成五个圆瓣，脑后长发分成两条发辫沿双肩垂至上臂，并在双肩部各饰一圆形发卡。颈佩贴金项圈、璎珞，身着天衣，披帛沿双肘下垂。衣饰黑彩，头光浮雕莲花。整座佛像雕刻精致、金彩同辉，比例恰到好处，造型端庄秀美，轮廓线简洁流畅，衣饰繁而不缛。菩萨的表情宁静高贵，身姿自然舒展，富有活力，表现出古代工匠高超的艺术造诣。
前面说过，东魏之前，青州地区的佛教造像还是受南方文化主导。到了北齐，造像的薄衣开始透出身体的曲线，繁饰的衣纹消失殆尽，而成就出一种极为简练的艺术风格。这种带有鲜明的笈多王朝特征的佛教造像背后，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
那个年代，南方的萧梁武帝奉请天竺佛像，而北方高齐的意识形态中开始消除北魏施行多年的汉化影响，这种来自遥远的南亚的风格才重新融入中原、征服青州一带。而大家曹仲达领衔的“曹衣出水”的艺术风格，也因此成为北齐艺术的璀璨明珠。
这批佛教造像的出土，不仅艺术价值极高，意义也十分重大。它们弥补了中国佛教艺术中东魏和北齐佛教的实物资料。这些佛像大多保留着鲜艳的彩绘和贴金，而过去人们却认为佛教造像都是素面无色的。这些佛像的出土还反映了当时佛教文化的盛行和人们对佛教的信仰与崇拜，为研究者了解当时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提供了重要线索。
对于这批造像的研究仍在进行之中。对于造像的时代、风格的研究似乎没有分歧，但对于埋藏坑的性质、埋藏坑南面的建筑基址是否即为龙兴寺、佛像的来源及功用、埋藏的时间及原因等都有不同的认识。比如有人就认为，从佛像的风格、题记等观察，这些佛像不应属于龙兴寺，一座寺庙不应有这么多的风格不一、大小不一的佛像，而应该属于以青州地区为主的若干寺院、若干佛堂、若干家庭、若干坛场；这些佛像的毁坏，也不是同一时期的，而是一个常见的、持续的、散点式的普遍现象，发生于多个时间，多种原因、多处地点、多次破毁。窖藏佛像原本的拥有者，是南阳城的石佛像修缮坊。埋藏的原因则是宋金时代的战火所累。
为帮助大家探索佛教造像的内容表现，我把博物馆的造像各部位名称抄录在这里。反复观赏这批佛教造像，我深深地认识到，是青州深厚的文化渊源，才造就了这样一批古代的无名艺术家，他们圆雕、浮雕、减地平雕、线刻等技法，创造出极富艺术感染力的佛教造像。从佛、菩萨含笑欲语的面庞、柔美飘逸的服饰、灵动的手足，到舞动的飞天、遒劲的神龙、盛开的莲花，他们用志诚的匠心，在一凿一锤中赋予冰冷的石头以鲜活的生命力，将佛菩萨的世界变成人的世界。这是中华文明的宝贵遗产，也是我们应世代守护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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