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山大川入镜来

　　摄影，在今天已经浸润进了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随着手机拍照技术的不断成熟，当我们在生活中看到心仪的美景美人时，轻轻按下快门，就能将眼前的所见所得“入镜”，永久留存下来。

　　摄影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门槛越来越低、参与者慢慢的变多，却始终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辞辛苦，跋涉在大川大河之中，只为捕捉到那道最美的光影。他们所拍摄的风光地理、人文地理照片，则凭借着出色的构图、独特的角度、丰富的内容、考究的光暗组合，登上了国内乃至世界的知名摄影杂志，让人足不出户也能纵览天下风物的同时，也沉醉震撼于大自然鬼斧神工的伟力之中。

　　风光摄影或者说风光主题摄影，作为摄影中的细致划分领域，是摄影门类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拍摄记录风光的摄影师们不仅需要扎实的摄影技巧，还需要有能够坚持跋山涉水的体质，以及为了捕捉最美光影而长久等待的耐心，在或壮丽、或唯美、或苍凉、或神秘的一张张图片后，凝结的是风光摄影师们令人很难来想象的守候与付出。

　　本期的博闻，将围绕国内外“风光摄影”的发展与“风光摄影师”们的故事，徐徐展开。

　　如果将传统摄影技术用简单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总结，它大概能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取景，利用“小孔成像”原理，将所需要拍摄景物的光影映射到特定区域；第二部分是保存，即利用特制的载体和技术，将映入的光影留存在载体上，最终成为照片。当然，在数字摄影时代，相比传统摄影在显像技术上又会有一些区别，但无论怎样，“小孔成像”原理长期是摄影技术中最基础的底层组成部分。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我国古代墨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墨翟就发现了小孔成像现象，《墨经》记载：“景到，在午有端，与景长，说在端。”“景，光之人，煦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足蔽下光，故景障内也。”墨子认为光线像箭一样是沿着直线传播的，例如屋外站立一个人，他头顶的光线通过小孔射到墙壁的下方，而他脚部的光线通过小孔射到了墙壁的上方，因而人像是倒立的，这是人类对于光的直线传播原理的最早记录。

　　西方最早记载小孔成像现象的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美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在《问题集》中记录了阳光穿过树叶或柳条制品的间隙，并在地上成像的现象，并尝试对其原因进行了讨论。

　　到了宋朝，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详细叙述了“小孔成像匣”的原理：“若鸢飞空中，其影随鸢而移；或中间为窗隙所束，则影与鸢遂相违，鸢东则影西，鸢西则影东。又如窗隙中楼塔之影，中间为富所束，亦皆倒垂……”古人发现，通过这一种原理，能够将较远的景物映到较近的载体上，再通过绘画留存，就能得到更贴近实物的画作。

　　15世纪的意大利人L·B·阿贝尔第（Leon Batisti Alberti），通过研究，也研制出了最初的“暗箱”；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专供绘画使用的“呈像暗箱”开始在欧洲流行，这种暗箱通过让光影通过特制镜头进入到箱子中的反射镜，再反射到磨砂玻璃上，接下来画家铺上纸张就可以临摹作画了。

　　虽然人们很早就知晓了获得“光影”的方法，但是却一直苦于没有保存“光影”的方法。在这样的领域，无数科学家进行了无数的实验，他们尝试使用各种感光材料来承载光影，并试图将光影永久地留在这些感光材料之上。遗憾的是，几十上百年过去了，永久保存光影的尝试始终都没获得突破性的进展。

　　1826年的某一天，法国发明家尼埃普斯（Joseph Nicéphore Nièpce）在自家顶楼的工作室里，终于完成了摄影技术的里程碑式突破。他在白蜡板上敷上一层薄沥青，然后再使用阳光和原始镜头，拍摄下了自家窗外的鸽子窝。经过惊人的八小时曝光以及用昂贵的薰衣草油冲洗后，人类终于获得了拍摄下来的第一张照片。

　　自此，尼埃普斯拍摄的“鸽子窝”（摄影作品名《窗外》）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张永久保存的照片。有意思的是，按照今天的摄影归类标准，世界上第一张照片因为记录的是自然风光的缘故，它不仅是风光摄影的起点，也让风光类题材摄影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成了摄影的起点。

　　从世界第一张照片出现到摄影术的出现，这样的一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法国发明家达盖尔（Louis-Jacques-Mandé Daguerre）曾和尼埃普斯合作共同开发摄影术。1833年尼埃普斯去世，他的摄影方法一直保密没有公开，达盖尔则在已有的成果上持续深入研究，并在1837年，在一块镀了银的金属板上成功获得一组石膏静物的影像，并固定下来，当时用这一方法拍摄一张照片需要20-30分钟的曝光，比起尼埃普斯八个小时的曝光，有了长足的进步，也让摄影术初步具备了普及的基础。

　　1839年8月19日，法国科学院和研究院在联合会议上公布了达盖尔的这项发明，宣告了摄影术的诞生。从这之后，慢慢的变多的人开始加入到摄影这一神奇又新奇的事业中来，风光、人物成为了摄影艺术早期最重要的类别之一。在欧美，陆续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风光摄影师以及颇具美感的风光摄影作品。通过展览和刊物的传播，这些作品既满足了人们足不出户可知天下风土的渴望，又促进着更多的人远足冒险，在大山大川中寻找更完美的光影和更具挑战性的生活。

　　随着风光摄影师们的脚步越走越远，19世纪中叶，欧美的摄影师来到了中国，在这片历史悠远长久的古老国度之中，寻找到了无数新的艺术创作灵感。这当中来自苏格兰的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表现颇为活跃，在1868年到1872年间，他在中国拍摄了大量作品，之后在英国出版了关于中国风土人情的四卷本摄影作品集。这位风光摄影师从香港一路西行，来到了四川，他的代表作《四川巫峡》不仅展现了三峡的雄伟奇峻，同时受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具有极为鲜明的个人风格。

　　成都，作为中国西南内陆最繁华的大都市，同样吸引了西方的摄影师们前来拍摄。这当中，德国人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无疑是影响力巨大的一位。他在1908年来到了成都，用镜头记录下了清末成都的风光与风土人情，在现存柏石曼的照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清末成都城区里的城墙、文殊院、青羊宫、、杜公祠（杜甫草堂）、宝光寺等风光。当年9月，他还来到了灌县（都江堰），详细记录下了都江堰与二王庙的壮丽景色，为后世回望百年前的成都，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影像资料。

　　受西方风光摄影师的影响，中国在20世纪前叶也诞生了一大批摄影师，郎静山就其中极具影响力的一位。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郎静山出生于江苏淮阴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因为家境殷实，他从12岁时起就开始接触摄影。1912年，郎静山先后进入上海的《申报》《时报》工作，成为了中国第一代摄影记者。

　　他的风光摄影作品《山天湾水》《亭林烟嶂》《春树奇峰》《云峰鸟语》《中国》等，在中国风光摄影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郎静山不仅本身有着极为深厚的摄影功底，而且他还在风光摄影上积极探索，提出了“集锦摄影”概念，即通过摄影的手法（复杂的暗房操作完成的拼贴）实现水墨效果。从他的很多作品中，都能看到他将西方摄影术与东方水墨画有机结合的鲜明风格，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梁江评价郎静山：“他是摄影界的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

　　成都虽然地处内陆，但是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末，却在全国较早地引进了摄影术，其中吴绍伯（字焯夫）是成都摄影史上很重要的一个节点性人物。同治年间，吴焯夫从贵阳来到成都，在双栅子街开设了一家“涤雪斋”，主营“画真子”。所谓“画真子”，就是先将顾客用“水片”把相照下来，然后再对着相片用画笔等比例放大，再进行着色和“美颜”，最后将成片交付给雇主。这样一幅肖像要画十多天，收费要五六十银元。这个标准在当时可谓是“天价”，五六十银元在当时可买大米约3000多斤，相当于贫困人家两年的口粮。

　　光绪八年（1882年），吴焯夫到上海学习照相和石印技术，并引进了照相机和手摇小石印机各一台。次年，吴焯夫将涤雪斋迁至桂王桥南街有名的当铺恒隆当对门，并修建起一楼一底的亮瓦楼房，开设起双间门面的涤雪斋照相馆。市民常称其为“吴照相楼”，这是成都最早的照相馆。到了清末时，成都的照相馆已经遍布城中，费用也有所降低。

　　改革开放后，成都的风光摄影迎来了跨越式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三军”（袁学军、王达军、王建军）为代表的西部景观影像在中国摄影界与社会层面产生了极大影响，它不仅是简单的对西部广袤大地的歌颂，更唤起了中国百姓对美、对纯洁心灵最质朴的想象与共情。

　　之后，田捷砚、郭际、吕玲珑、王琦、冉玉杰、陈秋林、吴为等一大批成都摄影师也相继大放异彩，这些摄影师本身有不一样的身份、职业和生活经历，从而在拍摄的作品中展现出了题材的多元、视觉艺术语言的多元、作品内在释义的多元……特别是近年来，成都青年摄影师在世界级刊物上发表作品、在重要摄影展斩获奖项，使得成都的风光摄影、人文摄影、专题摄影出现了独特的“成都现象”。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冉玉杰是《中国国家地理》特约摄影师。对自身的摄影人生，他用了“专题摄影”予以定位，风光题材摄影则是他众多摄影作品中有机的组成部分。1975年，年轻的冉玉杰开始接触到摄影与照片的冲洗。1985年前后，正在四川大学哲学系就读的冉玉杰拥有了第一台理光相机，从此之后，他有了更自由和更充足的拍摄条件。20世纪90年代初，冉玉杰拍摄的“春运”题材摄影作品，将一张张面孔及汹涌的人流存照，成为那个时代的永久见证。这个系列的作品在国内外引起了高度关注，也让他在摄影圈声名鹊起。

　　20世纪90年代中期，冉玉杰开始拍摄风光。对于风光摄影，冉玉杰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我一直把我所拍摄的风光摄影，称为自然景观摄影。当我们面对名山大川、落日晚霞、渔歌晚舟之时，所有人都可以拿起相机记录下来。但是自然景观的摄影作品如果单纯展现自然之美，我认为美得还不够，有些浮于表面。真正的风光之美，一定是地理和人文相结合的美。”

　　对于自己的观点，冉玉杰举例说：“九寨黄龙山美水美，天下皆知，关于九寨黄龙的自然景观摄影，可谓是车载斗量。但是这种风光美景看久了，依然会让人产生审美疲劳，因为它少的就是一种人文的底蕴，让美浮在了景观表层。我也拍过九寨黄龙，有一次经历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大概是在1995年前后，我和朋友骑自行车去黄龙，在青山绿水之间，我看见了一位母亲骑着‘二八大杠’，速度很慢，渐渐落在了我们身后。在超过她的时候，我忽的发现，这位母亲的自行车前箩筐里，躺着一个正在熟睡的婴儿，而这位母亲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被晒着，一只手扶着车龙头，一只手撑着伞……”

　　成都另一位知名摄影师余茂智，本身也是一位作家，为了取景采风、收集素材，他长期活跃在崇山峻岭之中，用独特的镜头语言和文字刻画山川河流的壮丽与唯美。对自身的拍摄感悟，余茂智分享道：“作为一名摄影师，在拍摄风光时，最看重的就是光与影的结合。因为一道风景，在不同的时分，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季节下，所展现出的气韵与风采，可能相差极大。所以如果要拍好风光，作为摄影师一定要能耐得住寂寞。”

　　面对“拍摄风光需要具备怎样的素质”这样的一个问题，余茂智笑着回答：“吃好睡好身体好，这是必须的，要不然爬个山都费劲，怎么去寻找最美丽的风景呢？至于挨饿受冻，这些都是家常便饭，对于摄影师来说，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