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石窟造像，或许你会想起气势恢宏的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其实在浙江，也有不少值得一看的石窟造像，就藏在江南的秀丽山水间。
近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共同编著的《浙江石窟造像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浙江首部对省内石窟造像全面、详细记录的“身份档案”，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相对可靠的材料支撑，更是首次面向社会公布，让历史背景和文化爱好者得以全面领略浙江石窟造像的魅力。
这部《报告》凝聚了浙江文物保护研究工作者与民间爱好者共同的心血。他们通过多年的寻访与研究，将浙江87处共2485尊造像一一“摸遍”，其中许多重要发现，或将重塑浙江石窟造像在中国石窟史上的地位。
每到节假日，灵隐寺所在的杭州西湖飞来峰景区总是人山人海，这里是全国游客量最大的景区之一。
到过灵隐寺的游客，应该都会对寺前山石上大大小小的佛像有印象，但很少有人了解它们的历史价值：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飞来峰造像就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真正的国宝级文物。
一位多年从事文物保护与研究的学者和记者说，在参加全国学术会议时，他经常听到这样的表述：以大足石刻等为代表的江南石窟。他说：“至少，飞来峰造像应该要出现在这个‘等’字前面。”
与中国北方石窟相比，浙江石窟数量少、规模小，大众知晓度不高，都是其受忽视的原因。
“书本上的中国石窟史，从南北朝开始，到唐代之后南移，再到元代收尾。杭州石窟，以往都是作为元代石窟的代表被提及，但也只是寥寥几笔。”《报告》的编撰者之一、浙江省博物馆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展示中心副主任魏祝挺表示，这是“历史最后一段”的无奈。
2020年，国家文物局统一部署开展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浙江省石窟造像专项调查也随之开启，浙江有了为石窟“重新定义”的机会。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组建了四个调查小组，共150余名人员参与，花了四个月时间，对全省石窟造像的基本情况和保护管理利用情况做了一次全面深入的调查，共核定1911年以前开凿的石窟寺和摩崖造像87处，其中新发现16处。这本《报告》，正是这次专项调查工作梳理之后的成果。
《报告》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杭州地区的46处石窟造像，下册为杭州以外的41处石窟造像以及部分附录。翻开《报告》，每处石窟造像都标注了名称、位置、开凿年代、尺寸数据等内容，还附上了正射影像图。
“浙江石窟造像一半以上在杭州，精华也在杭州，就在西湖周边。”魏祝挺介绍，开窟造像，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通常在皇家或官方的支持下才能办成。杭州作为吴越国、南宋都城，是浙江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石窟造像最多，也最为精美。
“吴越国当时被称为‘东南佛国’，历史记载有近500座寺院。但我们现在能看到实物的只有这10处石窟造像，历史价值不言而喻。”魏祝挺说，许多风物都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只剩这些顽强的石头，扛过了千年风雨，为我们留下了一千多年前杭州的缩影。这些石窟造像不仅对研究杭州历史有突出价值，更为中国石窟史、佛教美术史、文学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实证。
绍兴新昌大佛寺的弥勒大佛，是中国南方最大的南朝造像，紧邻的千佛岩造像是迄今为止南方发现的雕凿年代最早的石窟造像。在那个石窟造像刚刚在中国出现的年代，浙江已经紧跟上了“流行”的步伐；
飞来峰是浙江省石窟造像最集中的区域，同时也是中国南方最大的元代石窟造像群。飞来峰大腹便便、憨态可掬的布袋弥勒造像，后来成为最受民众欢迎的标准弥勒形象；
中国现存最早的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五百罗汉造像分别在石龙院、烟霞洞和石屋洞，都在杭州西湖边。
有趣的是，飞来峰中的元代高僧取经像，已经呈现出了唐玄奘、孙悟空和猪八戒的形象，这比后来吴承恩的《西游记》早了几百年。
《报告》还对杭州之外的石窟造像进行了首次集中披露。其中宁波5处、温州7处、绍兴8处、湖州2处、金华3处、衢州2处、台州11处、舟山3处。
“这些石窟造像多由民间开凿，特别是明代以后的造像多点开花，在宁波、台州、温州等地比较多。比如宁波余姚的胡公岩、台州黄岩的佛岭姑娘等造像，已经脱离了佛教的范畴，是民间信仰的艺术化体现。”《报告》的编撰者之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保室主任崔彪说。
“这次调查，是对浙江省石窟造像资源的第一次整体巡礼和全面报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郑嘉励介绍，不论是杭州的多处重要发现，还是对杭州以外地区石窟造像的全方位记录，都为浙江石窟造像的研究与传播提供了全面、可靠的基础材料。
崔彪介绍，浙江省石窟寺专项调查组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业技术人员带头，各市县文博机构的工作人员、浙江大学的数字化采集团队等共同组成，四个小组分别负责调查杭州、温台嘉、金衢丽湖、绍甬舟片区。
“我们一般都在冬天进行野外调查。”杭州地区调查小组的魏祝挺说，这样做才能够避免蚊虫、高温的困扰。如果在夏天探索深山溶洞中的石刻遗迹，还会和洞中黑压压的蝙蝠“打照面”，但在冬天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想象一下，西湖附近的山上，到了春夏时节，草木旺盛，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发现隐匿其中的遗迹。到了冬天，万物蛰伏，大地显露出原本的面貌，调查小队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除了记录本、尺子、强光手电，我们还需要带上无人机、扫描仪、测绘工具等专业设备。”崔彪说，由于一些石窟造像远在深山，车开不进去，调查小组经常要扛着设备走山路，有时一走就是两三个小时。
到了石窟造像面前，考验的则是调查人员的细致程度，一寸寸地“摸山读石”，或许才可以找到前人未曾发现的“隐藏款”。
调查期间，魏祝挺和省博物馆历史文物部主任黎毓馨一同来到烟霞洞，记录吴越国佛教造像情况。如今洞内的造像，保留下来的有十尊，三尊是明代复建，还有一尊门口的弥勒佛是1979年重塑的。
在这些人工雕琢的石头上，有一个争论了百年的谜题：它们究竟是“十六罗汉”还是“十八罗汉”？
唐代玄奘取经带回《大阿罗汉难提密多罗所说法住记》，记录着“十六罗汉”，因此“十六罗汉”在当时特别兴盛。但到了宋代，苏轼笔下记录的已是“十八罗汉”。至今，中国人提的都是“十八罗汉”的概念。
可以肯定的是，“十八罗汉”是中国人创造的，但究竟从什么朝代慢慢的出现，从哪里起源，始终没可靠依据。
魏祝挺和黎毓馨走在阴暗的山洞里，冬季的石壁很干燥，没有水的反光，黎毓馨打开强光手电筒从侧面看去，随意一瞥居然看到了很明显的刻字，仔细再看，居然有八处从未发现过的吴越时期造像题记！
后来，魏祝挺和其他调查队员又来洞里勘察了不下十次，和现有的文献史料反复核对，最终确认烟霞洞内确有十八尊罗汉，并且是国内现存最早的“十八罗汉”造像实例。他们都以为，“十八罗汉”的起源，就在烟霞洞，就在吴越国时期。
“这次调查，建立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基础上。”崔彪介绍，在2011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完成后，近十年的时间里，各地文物部门又陆续掌握了十几处新发现的石窟造像线索，借这次专项调查的机会，对这些新发现进行了登记和公布，将其纳入了文物保护的工作体系。
民间爱好者对新发现亦有贡献。魏祝挺加入了一个300多人的微信群，全都是“摸山爱好者”，他们几乎每天行走在山石间，寻找着古代摩崖石刻和历史遗存，并且给魏祝挺这样的文物保护专家提供线索。
奚峋强就是这里面最活跃也是最痴迷的一位。2019年，他在九曜山造像处发现了“香严界”题记，根据题记文字，魏祝挺确认了该造像是吴越国王钱俶为当时的国师永明延寿所建造，使得这些石窟造像的价值极大的提升，一跃成为省级文保单位。
像这样令人惊喜的重要新发现，皆收录进这本《报告》之中。通过初步梳理研究，专家学者对浙江石窟造像有了新的认识。
“以杭州为代表的浙江石窟造像，体现了公元10世纪到12世纪中国佛教艺术的巅峰成就，为佛教艺术史提供了十六罗汉、十八罗汉、白衣观音、布袋弥勒等新题材。可以说，浙江是我国南方唐代以后石窟造像分布的中心，见证了中国石窟史最后的高峰。”魏祝挺认为，杭州石窟造像，特别是吴越国时期石窟造像的学术地位应当得到提升，它们对宋元时期的造像，乃至后来东亚地区造像、泥塑、绘画等艺术形式的影响都很大，值得进一步研究。
“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峰。”苏东坡的名句，引得不少历史背景和文化爱好者来飞来峰打卡。
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有不少游客分享了自己去飞来峰游玩的经历，更不可思议的是人总结了多条西湖石窟造像的寻访路径，很受欢迎。
西湖茶香丽舍民宿老板老倪，也经常带客人走读西湖，烟霞洞、石屋洞是他经常选择的线路。
“龙门、云冈、麦积山，我都去过了，再来看飞来峰，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这里曲径通幽，造像和山体相融，有中国江南山水园林之美。”历史背景和文化爱好者曾西西在半年内从北京四次来杭州，每次都在西湖边的石窟造像间流连忘返。
曾西西的手机壁纸，就是她第一次来杭时拍摄的大肚弥勒造像。“工作所承受的压力比较大的时候，看着弥勒‘大肚能容世间难容之事’的样子，感觉没什么事情不能一笑而过。”
和曾西西有着同样感受的邵群，现在是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灵隐管理处党委副书记、副主任。过去三十多年间，她几乎走过西湖边的每一寸山崖，与这些石窟造像相识相伴。
她告诉记者，据统计，每年飞来峰景区的游客一半以上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飞来峰的文化价值已经超越了文物本身，成为了杭州人生活中的一部分。”邵群说，年轻人来这里，有的为了寻访古迹，有的仅仅是为了来许下一个心愿，飞来峰景区慢慢的变成了一个让大家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能够慢下来的地方。
“让更多人了解石窟造像，理解它的文化内涵，要将石窟造像与当地历史背景和文化、民俗信仰进行深度链接。”《报告》的编撰者之一，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助理研究员陈晶鑫认为，比如台州黄岩的佛岭姑娘造像，可能从艺术性上来说并没有很精美，也没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但来自于民间传说的她，就是我们不难发现当地历史背景和文化，与城市产生认同感的一座桥梁。
见证千年历史更迭的石窟造像们在慢慢“老去”，如何让它们“驻颜”，是目前文物保护工作者正在研究的课题。
“浙江的石窟造像，很多都开凿在石灰岩上。在多雨潮湿的环境下，流水会逐渐侵蚀造像的纹路样貌。另外，山林中植物茂盛，强大的根系也会让石窟造像开裂、崩坏。”邵群介绍，多年来，飞来峰造像已经前后实施了三期保护工程，基本解决了90%以上的造像面流水问题和70%以上的渗透水问题。目前，飞来峰造像即将开启第四期保护工程，将对飞来峰山石间的渗水问题进行研究处理。
而在省博物馆之江馆区二楼展厅内，石窟造像以另一种方式按下了岁月的“暂停键”：一尊嵌在墙上的烟霞洞白衣观音造像复制品，看起来与真品并无二致，就像刚刚从洞里搬过来的一样。
这尊造像是利用浙江大学的石质文物数字化采集技术复原而成的复制品。“我们跟随这次调查工作，把浙江所有的石窟造像都进行了数字化采集，建立了一份数字化档案。”陈晶鑫介绍，数字化技术，比传统的照片、测绘信息更加准确、精细，可随时还原造像的原真面貌，纤毫毕现。
邵群相信，让石窟造像留存下来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更多人了解它们，爱上它们。
今年，灵隐管理处对飞来峰造像进行了再一次的全方位细致调查，特地从龙门石窟请来了经验比较丰富的拓工，对部分摩崖石刻进行拓片，为编撰丛书、摄制纪录片等传播工作打好基础。
这次调查，邵群带上了单位年轻的文保工作者、95后姑娘何曼潇，她前年刚刚入职。看着小何凝望造像的眼神，邵群好似看到了三十年前的自己。
斯石不朽，兹山永固。古人开山造像，誓将信仰刻进山川石崖，流传后世。如今，这些“摸山读石”的人们，用脚步，用笔触，用科技，再度让历史背景和文化永存。
近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共同编著的《浙江石窟造像调查报告》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浙江首部对省内石窟造像全面、详细记录的“身份档案”，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相对可靠的材料支撑，更是首次面向社会公布，让历史背景和文化爱好者得以全面领略浙江石窟造像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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