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尊北魏合金佛造像是布达拉宫年代最早的一批佛造像文物，它们对研究犍陀罗文化与中华文明有怎样的意义？与藏传佛教有怎样的联系？西藏布达拉宫管理处文物研究室副研究馆员多吉平措博士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进行深入解读。
中新社记者：作为布达拉宫“镇馆之宝”之一，北魏合金弥勒佛造像是一座怎样的文物？
多吉平措：这尊北魏合金弥勒佛造像质地为鎏金铜，通高30厘米、底宽13.5厘米，北魏和平三年(公元462年)制。此尊弥勒佛造像结跏趺坐于方形台座上，头部高昂，饰涡旋状发型，顶有高宽的肉髻。面相俊美，大眼细长，神态威严。身着袒右肩袈裟，左肩披褊衫，衣质厚重，衣纹写实。右手举起结无畏印，左手握住衣角。台座分两层，上层为须弥座，四面均以浅浮雕刻仰覆莲瓣及卷草忍冬纹装饰。座后刻有“大魏和平三年，岁在癸卯，正月庚子朔廿一日乙未，渔阳郡坊公坎，释慧旭嵩遂等敬造弥勒圣像。愿一切众生常仰佛会，悉受法言，尘筑苑绝，其有随喜者，愿天上苜，三徒地狱恶鬼畜生，速令成佛，携师高堪”。
由于长期在西藏供养，造像脸部、袒露出的胸口及发髻均被涂上泥金，造像五官进行过彩绘开脸。此尊造像造型完美，工艺精细，气势恢宏，体现了北方鲜卑民族胸阔健硕的形象特征和文化气质，也代表了北魏金铜造像的最高艺术水平，是北魏造像“平城模式”的典范之作。
与之相媲美的还有同在布达拉宫的释迦牟尼佛像、旃檀佛立像。从铭文看，分别制于北魏延兴三年(公元473年)、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
多吉平措：布达拉宫是全世界文物藏量尤其佛造像藏量最丰富的地方之一，大约延续2000多年的相对完整的佛教造像体系保存在此。
首先，从现存佛教造像形制看，三尊北魏合金佛造像是布达拉宫佛造像年代最早的一批。目前全球范围内所存北魏金铜佛造像数量不多，布达拉宫能有如此数量，难能可贵。
其次，佛造像铭文显示的时间、地点、人物、主题，是完整历史空间中的故事叙述，对研究中国古代各民族历史、艺术、宗教、民族交流、佛教中国化历程等是重要的实物资料。
最后，现存北魏合金佛教造像中，相当一部分收藏在国外。国内也有少数的藏品，但国内这类文物藏品分布区域相对明确，大多集中在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北方地区，北京一些博物馆也有部分藏品。地处青藏高原腹心区域的布达拉宫能留下相对数量较多的北魏合金造像，这对研究布达拉宫馆藏文物及西藏地方历史极为重要。
中新社记者：这三尊北魏合金佛造像为何有犍陀罗遗风？当时的北魏与犍陀罗艺术有着怎样的联系？
多吉平措：古代犍陀罗国现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部分地区，曾是古印度十六国之一。孔雀王朝时期，佛教传入；贵霜帝国时期，约公元1世纪，佛教文化开始繁荣发展。由于政权更迭等原因，犍陀罗艺术约在公元5世纪愈渐式微。所以，现在人们所称的犍陀罗艺术，即贵霜帝国时期佛教艺术高度发达的阶段。
犍陀罗连接着中亚、南亚，所以当时佛造像也受到了古代印度、古代波斯、古希腊罗马和北方草原等不同文化圈的影响。
犍陀罗地区曾是丝绸之路最大的交通驿站之一，其艺术通过丝绸之路也传入中国北方地区。在北魏时期，佛教得到空前发展。所以，当时中国北方的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龙门石窟等地的佛造像能够正常的看到犍陀罗遗风。
从年代看，即便三尊北魏合金佛造像造于当时犍陀罗晚期式微阶段，但相隔万里的北魏时期部分地区因丝绸之路依然受犍陀罗晚期遗风影响。三尊佛造像佛衣褶皱纹路呈U型，线条流畅，身形比例相对夸张，手势持“无畏”状等，其中两尊造像底下的台座、莲花纹饰、四柱床座等，均符合犍陀罗晚期风格。
弥勒佛像坐台下的供养人物形象，属于当时典型的北方草原游牧人形象，头饰有鲜卑式头巾或帽子，身着的长袍相比犍陀罗时期同题材形象略有缩短。所以三尊佛造像既有犍陀罗遗风，又有传入中国北方地区后本地化的创新痕迹。综合起来看，基本符合犍陀罗晚期佛教造像艺术在北方草原传承创新的历史事实。
中新社记者：三尊北魏合金佛造像保存状况如何？传到青藏高原后与藏传佛教又有怎样的关联？
多吉平措：三尊佛造像独立完整、装饰纹样明显，铭文题款清晰，保存相当完整。它们均保存在布达拉宫红宫黎玛拉康殿(合金殿)内，这里保存着千尊佛教造像，创作年代跨上千年。由时间序列推测，布达拉宫应是佛教造像最完整的收藏空间之一，包含了从早期犍陀罗、斯瓦特、克什米尔、印度、尼泊尔等喜马拉雅地区的造像及北魏、元代、明代、清代等中国汉地历代造像，也有西藏各地的精品造像。
三尊佛造像如何传到青藏高原，目前暂不清楚。但能确定的是，在长期供养中，佛造像受到了藏传佛教文化影响。与另外的地方出现的北魏佛造像相比，三尊佛造像发髻均有涂蓝，脸部绘出了眉毛、眼睛、嘴唇，这在宗教仪轨中被称作涂金、开脸，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供养形式。
公元8世纪赤松德赞建造的桑耶寺，寺藏文献记载有这类佛造像的泥金仪轨，尤其在11世纪后，这一供养方式更为普遍。开脸、装藏是藏传佛教造像制造和供养必须的一道工序，经此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佛像。
中新社记者：受犍陀罗艺术影响的北魏合金佛造像对研究藏传佛教文化交流有何意义？
多吉平措：犍陀罗艺术传入中国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经北方丝绸之路，从现今新疆等地传入；另一条是沿着印度河经过西部进入青藏高原。
从青藏高原传入佛教的不同阶段来看，早期受西部喜马拉雅地区的影响更多，大量佛教造像、唐卡等艺术表现形式以及贝叶经为主的佛教典籍等来自喜马拉雅地区。自明代，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逐渐增强，尤其文化互动颇为频繁。在明朝中央政府“多封众建”政策下，西藏地方的佛教文化受汉地影响更密切。目前，除布达拉宫，在大昭寺、萨迦寺、哲蚌寺、扎什伦布寺等寺院也藏有数量庞大的元、明、清各朝代宫廷佛教造像和其它珍贵文物。
西藏现存文物中能找到大量明朝中央赏赐给西藏地方的佛造像等文物，其中最重要的是明代永宣时期造像，这也成为当下全世界收藏和研究的热门。但其藏量有限，除国外收藏，国内大多分布在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等地，布达拉宫所藏数量也不少。如布达拉宫馆藏精品文物大明永乐款观音铜鎏金像，目前全世界仅发现两尊，另一尊在哲蚌寺，属国家一级文物，是永宣造像中的精品。此外，布达拉宫所存永乐画像全世界也仅有一幅，目前正在北京故宫展出；还有整套永乐版《甘珠尔》，也是当时的重要文物。
以这三尊北魏合金佛造像为代表的西藏众多馆藏文物的传入直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并非孤立自封，而是与内地各族人民频繁往来，青藏高原与外界的文化交流和民族交融渠道多样。这对研究藏传佛教文化全貌、西藏地方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及佛教中国化等方面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多吉平措，历史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现任布达拉宫管理处文物研究室副研究馆员，西藏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西藏大学工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西藏仓央嘉措文化研究协会副会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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