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像上的结痂——上野千鹤子《厌女》的读书笔记

  1997年3月19日，位于东京涩谷区圆山町一栋叫做“喜寿庄”的旧式木造建筑公寓内，发现了一具女尸，死者为当地常见的一名当街揽客的站街女。原本这一则新闻属于繁华都市阴影下的寻常恶性事件，但当警方再次核对死者身份的时候，惊讶地发现这名原本属于社会最底层的性工作者，在白天还有光鲜亮丽的另一个身份——毕业于应庆大学的高材生，现就职于东京电力公司，任规划部经济研究处副处长的渡边泰子。要知道东京电力公司副长职位的年薪约一千万日元左右，而涩谷区的站街女接一次客只有不到两千日元的收入。随着调查的深入，人们发现这位39岁的高层白领已经有6年的接客经历，并且包括她母亲在内的家人也知道期间她的所作所为。阳光之下端坐办公室的女性管理者，在夜幕来临后化身暗娼“夜莺”，这种强烈的角色反差，引起了日本社会广泛而持久的讨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东电女职员被杀事件”。

  而在《厌女》一书中，加藤千鹤子也用了两章的篇幅论述了，由东电女职员事件所衍生和发散的关于日本社会的“厌女症”。上野千鹤子，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女性学专家。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还处于繁荣阶段，同时经过了先前左翼的铺垫，女性运动热度空前高涨，此时上野开始登上舞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内。而此书著成于2010年左右，世界已确定进入了全新的时代，女性运动也赋予了更多的色彩。有趣的是上野在后记中提到，这是一本著者写得不愉快，读者读着也不愉快的书，但无论有多么的不愉快，她都不得不面对现实，用文字向大众曝光那些如同附着在现代社会里，如同“结痂”般的东西。

  面对著者的劝诫，身为男性的我为何执意去阅读一本女性主义的代表作呢？首先它是一本有趣的书，尽管作为书中的重点批判对象——成年男性，这份体验难免会引起自身对作者观点的怀疑、批判、辩解和否定，就像对着镜子检查衣物着装一样，心想“我才不是这样的人”。但我想说的是，正是有一份“不服气”的心态，才让自己怀有好奇心，坚持阅读下去，探究作者到底想要表述啥东西。而阅读社科类的书籍，我不会去选择那些完全顺着自己思路的读物，那样只会让我陷入更深的信息茧房，适当的背道而驰，可以拓宽自己的阅读边界。另外，上野书中的“厌女症”并非狭义的男性对女性的厌恶，而是用十六章的篇幅，以日本社会为背景，从更广义的角度去剖析厌女症的林林总总。这里面包括了，母亲对女儿的厌女症，女人之间的厌女症，社会层面的厌女症，甚至男性之间的厌女症。所以书中所表达出的女性主义也并非对标国内网络中矛盾日益激化的所谓“女权”主义，而是更深奥的社会性问题。当你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书中的观点和现象可以映射到更多的领域，诱发更多的思考。

  那么何为厌女症？上野开篇就从文学的角度进行解构，她提到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19世纪西方国家对于东方文化是没太多真实根据，是凭空臆想出来的东方。而东方主义有代表性的文艺作品就是意大利剧作家普契尼创作歌剧《蝴蝶夫人》，故事描述了一名驻日美军军官在当地迎娶了一位日本新娘——蝴蝶，军官在婚后受调令回国，留下蝴蝶独守空房，三年后军官携美国正妻回到日本，蝴蝶知道后悲痛欲绝，殉情而亡。《蝴蝶夫人》的故事成为了这类悲剧爱情的范本，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更多的文艺作品，比如美籍华裔明星尊龙出演的《蝴蝶君》，以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黑石一雄在《远山淡影》中都有类似的故事重现。

  但上野对这样的爱情经典不屑一顾，她认为东方主义就是西方男人的品，对蝴蝶沉溺于“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你一定回来接我”——这样的桥段感到作呕。与其说是蝴蝶对美国军官丈夫的幻想，不如说是以普契尼这样的西方男性对东方女性的幻想。没什么能比“在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度，有一位美丽的的女人曾与我山盟海誓”——更能满足男人的虚荣心。当然，更进一步思考，这样的爱情桥段男女角色背负的是殖民时代强权西方世界对羸弱东方世界霸凌的隐喻，所以上野完全不明白那些为《蝴蝶夫人》鼓掌喝彩的日本观众的心思。

  这样不对等的男女关系不仅存在于不同的文明世界，即使在相同的环境中，由于根深蒂固的历史遗留观念，男女性别的差异也同样体现在日本文化中。本书第一章，上野就提到了两位日本文坛的浪子——吉行淳之介和永井荷风。有趣的是，上野对吉行抱有敌视的态度，尽管他俩没有直接的文笔交锋，但是吉行的读者以骚扰的口吻对上野说：“去读吉行！读了你就懂得女人。”这是比较讽刺的事情，上野身为女人需要读男性作家吉行的那些描写娼妓世界的小说，才能明白什么是女人。所以上野认为吉行和永井这类作家的小说，如同东方主义的《蝴蝶夫人》，是男人对女人的幻想。

  那么为何男性如此执着于对女性的幻想呢？上野一针见血地指出男人明明知道娼妓是为了钱，可又偏偏想去证明钱之外的“情”，娼妓的“不幸身世”不过是太常见的一种技巧。因此那些“不幸身世”和引发“不幸身世”的情节，就成了艺术创作者眼中的绝佳素材。

  再发散一下，在海的彼岸，文脉同宗的华夏，文人墨客们似乎也深谙此道。混迹于青楼酒肆，“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柳永柳七公子，在死后由他的粉黛知己们筹钱安葬，这样的桥段也为后世那些风流文化的追随者所推崇。所以我们能看到诗词戏曲中多如牛毛的公子佳人，才子歌女，甚至发展到赶考进士和古寺女鬼的超越自然的爱情故事。按上野的逻辑，也算是男人对女性臆想的巅峰之作了。如果我们把宁采臣和聂小倩的身份对调一下——一位过路村妇与荒野雄怪的缠绵悱恻，这样的设定会让我们如鲠在喉，回忆一下《西游记》中的黄袍怪和百花羞公主，凡女怪男的搭配必然得不到世人的认可和祝福，某一些程度上，文艺作品也反应了当世的男女关系。

  如此的双重标准不仅体现在男女关系上，也体现在女性的不一样的角色上。前面我们提到了如此多的娼妓青楼文化，但当那些风流嫖客们遇到了带孩子的娼妓，就会因为女性角色上的矛盾而扫兴，“母亲”和“娼妓”在旧时代女性身上很常见的双重身份，在男人的精神世界中是万万不能混为一谈的，否则就会引发他们世界观的崩塌。

  上野继续剖析，在近代给亚洲带来重大灾难的日本侵掠战争，其臭名昭著的“慰安妇”就是对日本男性强权社会的真实写照，所谓“慰安”显然是慰男人之安，对慰安妇而言，那是地狱般的奴隶劳动。但战争中的另一类女性“后方的妻子”又被国家舆论以道德的名义，架在了高处不胜寒的位置，她们被国防妇人会所监视，严控其与其他男性的往来。尽管她们也知道被征召作为士兵的丈夫，也许在某时某地和某位慰安妇做苟合之事，但在“大东亚共荣圈圣战”的绝对政治正确面前，作为女人，作为妻子也必须克制自己的委屈和不满。所以作为“”的慰安妇和作为“圣女”的后方妻子，实际都是日本社会“厌女症”对女性的压迫。

  写到这里，我们有可能可以明白“厌女”二字并非狭义上中文解读的“讨厌女性”，而是整个社会层面对女性因性别问题导致的压迫、歧视和偏见。

  既然是全社会层面的“厌女症”，如果仅从男性角度进行批判似乎就带有天生的偏见，所以上野写到了女人之间的“厌女症”，尤其是在日本近代特色的女校文化中。这种性别单一学校的生存环境和性别混合制学校有很大的不同，在女校中学生内部将每个人按三种分数进行评分，即“女性分数”，“学业分数”，“被女人接受的分数”。对于这三种分数，上野的解释是，对于“女性分数”高的女生，周围原本没有期待她的学业，因为她已拥有了美貌漂亮——被男性世界认可的资源。而对“女性资源”匮乏的学生，她们从小就被教育“像你这么难看的女孩，不好好学习还能怎么办？”反之，学业分数低的女生则试图以“女性分数”为替代资源，以此建立起对学业优秀女生的优越感。她们往往嘲讽那些成绩好，但“女性资源”相对匮乏的同学——“丑女”或者“不懂男人”之类的挖苦词汇。并还有第三种，即“被女人接受的分数”，其拥有者大多数是具有领袖气质，略带“男人气”的女生，她们往往是班级里的话事担当者。但当这类人离开女校进入社会后，会因为性别环境的差异而对自己的身份产生迷惘，然后渐渐的，她们会懂得曾经被女人喜欢的女人，并不一定会获得男人们的认同。

  所以，上野看到了近代日本女校中同性同学间的龃龉和群体间的角色划分，也是以男人的视角来评判的，即使在单一性别的女校，也逃离不了社会上“厌女症”的侵蚀。

  同样，女生们为了在女校环境中更好的生存，某些“女性分数”高的女生会主动地披上“山姥的假皮”。所谓“山姥的假皮”就是在日本民间传说中，为避免灾祸，让美女变身为老妪的一种法术道具。而在女校环境中，“山姥的假皮”就是为避免来自同学间的羡慕嫉妒，主动丑化，谐星化自己，把自己当作众人的笑料，以牺牲“女性分数”来获得周围同学的好感。但进入社会，随着男性视角的引入，这样的主动扮丑就会消失，转而是同性之间更激烈的“女性分数”的竞争。

  那么从女校毕业进入社会的日本女性究竟面对的是怎样的社会伦理环境呢？通常认为日本社会进入近代化的标志是明治维新，但是在社会家庭和女性地位方面，日本的近代化演变却缓慢得多。所以长期以来，对于即将进入婚姻的年轻女性，她们被灌输的爱情观念是，“爱”就是勤快地照料男人的日常生活，一旦喜欢上一个男人，就到他的住出去，为他打扫屋子洗衣做饭。而对于日本妻子，小两口的生活是对丈夫的“奉献”，是不能说不的“任务”，不是近代资产阶级所宣扬的婚姻规范是“性快乐的权利与义务”。这是日本传统女性闻所未闻也未曾设想的观念。所以写到这里的时候，上野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似乎在日本从未成立过”。

  我读到这里的时，对上野的结论惊得毛骨悚然，东亚文化皆受儒家影响，浸淫数千年，他们遇到的社会问题，我们同样也会遇到。所以尽管他们的政治，经济已经按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运行，但文化方面似乎还有些脱节。而我们的妇女解放运动似乎更晚一些，尽管我们大家都认为自己的社会模式比资本主义更加超前和先进，但在文化领域我们也跟上了吗？

  而越过千禧年，进入现代社会，日本已早于我国遇上了人口问题。上野借用了日本作家酒井顺子在《少子》和《败犬的远吠》中的观点来说明日本社会在面对出生率和结婚率双双下降的环境中的女性问题。所谓“败犬”是指没结婚的女人的自嘲，当我们熟悉日本传统普普通通的家庭构架中“没出息的父亲”，“不满的母亲”，“不成器的儿子”和“不开心的女儿”的角色设定，新一代的年轻女性希望能跳出这样的循环，拒绝由“不开心的女儿”变成“不满的母亲”。在面对传统势力针对婚姻和生孩子的拷问时，她们选择以“因为怕痛所以讨厌生孩子”这样的理由来应对，试图被世俗社会所理解。因为传统势力始终在给年轻女性灌输这样的观念——“无论怎样的疼痛，一旦看到孩子的脸庞，顿时就烟消云散”。而类似“我就是单纯的不需要，也不想生孩子”还是日本社会的“禁忌”。

  少子化的问题还体现在那些无男孩的家庭中，在这样家庭中的女儿，尤其是长女，必须承担起儿子角色的重任，所以长女在日本民间又被称为“长着女人面孔的儿子”。本文开头提到的“东电女职员被杀事件”的受害者渡边泰子就是这样家庭中的长女，并且更为不幸的是，在她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整个共同生活的亲属变成了她和母亲，妹妹三个女性。所以我们不得已推测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泰子还得承担起“父亲”的角色。介于案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进展，社会舆论纷纷猜测泰子是由于背负了家庭太多重任才导致精神世界崩塌，也有的人觉得职场中的男性霸凌现象是导火索，更有夸张的说法，认为她的是自堕地狱以拯救男人的“黑色玛利亚”，类似于我国民间传说中的“佛妓”。不过上野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认为这是典型的“男人的解释”。

  “东电女职员被杀事件”在当时引起社会层面的广泛讨论，除了案件本身的离奇性外，泰子的身份反差也触动了很多日本女性，她们心里呐喊“东电女职员就是我！”。无独有偶，在2008年6月8日秋叶原发生了造成7死10伤的无差别杀人事件，案犯加藤智大是日本典型的“无人气男”，从小生活在父母的高压环境中，性格自卑而敏感。被捕后加藤声称他的作案动机是对生活感到苦闷和厌世。他在行凶当天在网络留下了“如果我有女朋友，性格也不会这样怪癖”的话。加藤智大这样缺乏女性接触的“无人气男”同样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上野指出在“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之前，一篇名为《想扇“丸山线岁、无业、愿望：战争》的奇文，其实就是这类事件的预警。文章中写道：

  “我，作为一个三十一岁的日本男人，理应位于在日韩国人、女人、因经济景气好转而轻易就职的比我年轻的人们之上，理应得到比这些人更受尊敬的地位。即使没有正式职业，即使是无力的贫困劳动者阶层，如果社会转向右倾，那我也能恢复作为人的尊严。”

  所以日本右翼传统势力和“厌女症”，在某些方面有高度的重合。在这样的思维下，女性被它化为某种能够印证男性社会地位的客体。上野引用了赛吉维克“男性同性社会望”这一概念，用英文单词区别是“homosocial”和“homosexual”，即不存在关系的男人之间的纽带，也可理解为是男权社会对同性的社会地位的认可。所以上野认为，类似加藤智大这类人，他们渴望女性的真正原因并不是“性”或者“爱”，而是他人对自己男性社会地位的认可。

  春节假日结束，我也终于怀着好奇心把这本让读者，尤其是男性读者不那么愉快的书读完，并写下了这篇读书笔记。全书主要是描述的日本，但东亚文化同宗，我很难不去联想到身边的林林总总。“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样的话，上古的圣贤们作为警世名言流传了上千年，上野所说的“厌女症”也同样浸入了我们社会的骨髓中。我并非女性/女权主义者，但在今日，我们所面对的不单单是政治、经济、科技方面的快速地发展，社会和文化方面同样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去正视他们，正视多元化的社会，才能让历史的创伤愈合结痂。

  大年初四我在一位摄影师朋友家，在欣赏他收集的一些山西古寺佛造像的图册，讨论对佛像修补上色的问题时，我突然想到了最近阅读的上野千鹤子的《厌女》一书。我们在历史上筑庙造神，在精神上诵读圣贤经籍，但时间一长，遭受岁月的侵蚀，曾经那些神圣得不可置疑的佛造像和经籍都一定会出现裂痕和伤口。为了让虔诚的信徒继续匍匐朝拜，我们只有不断地修复这些裂痕和伤口，让她结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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