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社会保险，任何一个人都将感知到与不幸（unfortunate）相牵连，以此来实现弗里德曼（2020）称之为的规范原则，将个人利益和团结主义融合在其中。但与此同时，还存在一个竞争性原则，即，其目的是在社会经济阶层之间建立界限，阻止跨阶级流动。在不平等程度高、不确定性低的情境中，地位捍卫原则将占主导地位。当前是一个高度不平等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刻，强烈的萌生，但我们不应排除团结主义的解决方案。本文的贡献在于，诊断当前时代病症的原因，并为当代西方民主国家面临的政治选择提供一个规范性基础框架。
编者注：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是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系统中的重要机制，包括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考虑到status在本文中倾向于强调社会分层与流动中的位置，故而统一采用“地位”翻译。编译内容有所精简，感兴趣的读者可阅读全文。
近几十年来，以全球化和信息通信技术革命为代表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愈加紧密，导致了从工业到服务业的快速结构性变化、不平等加剧，并催生了围绕地位捍卫（status defense）的政治形态。这种全新政治的一个显著表现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老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反对变革，寻求捍卫自己的经济地位和传统生活方式，以应对贸易、移民和多样性（diversity）的现实和感知威胁。这种对地位的捍卫以经济领域歧视的形式出现，例如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将移民排除在工作和福利之外，以及反对多元文化主义、鼓吹民族主义和内群身份（in-group identities）。一个类似但同样引人注目的趋势是，许多城市社区的排他性日益增强。为何会如此，是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居民会青睐更优质的学区，伴随排他性的分区和建筑标准，从而推高住房成本，压缩工人阶级的价值。虽然城市精英并不仰赖于显性歧视，但实际上他们经常表达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的世界观和民主价值观，带来了机会囤积（opportunity hoarding）与不平等和地位差异的加剧。这种新的地位捍卫政治造成了种族隔离、等级制度和地方观念和世界主义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任何一个“阵营”都企图打败其他阵营，但却导致两败俱伤、共识消解。
这些新近的分歧看似难以化解，但如果将信息通信技术革命与高度不确定性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联系在一起，我们会发现这与20世纪初现代福利国家诞生的情况惊人地相似。彼时社会变革的经济驱动力是工业革命，传统社会遭受重大破坏，不平等现象加剧（如库兹涅茨曲线所示）。它也引发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可以说助长了欧洲部分地区的法西斯主义，但当时的许多改革者认为，从根本上解决不确定性的办法并非重返过去的地位等级制度，而是建立一个全面的社会保险体系，从而在减少地位分化的同时，对社会变化加以适应和补偿。弗里德曼（2020）将支撑这套方案的规范性原则称为概率正义，在狭义上体现为失业、医疗和养老的社会保险，也适用于代际流动，在更长的时间段扳平期望。社会保险也是应对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一种手段，各国能够最终靠补偿“输家”实现国际经济的开放与繁荣，而不是通过设置贸易和资本流动壁垒来阻断经济的外部干扰，这种主张也被Ruggie（1982）称之为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不确定性和经济分层（economic stratification）共同作用，将对社会保险的总需求起到正向或负向的作用。这里的不确定性是指社会中不稳定变化的程度，例如在高速技术迭代期和经济转型期的特征。一般来说，不确定性使得个人难以准确评估自己的风险，也很难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应对这些风险。在技术快速变革的阶段，就业更难得到保障，个人更难预测其教育投资是否会带来稳定的就业。因此，不确定性既包括对客观情况的描述，也包括其对决策者的主观意义。
本文中的经济分层是指，社会中物质不平等的程度以及隐含的社会阶层的分化。它不仅直指收入水平，还指向个体人生发展，包括拥有经济联系密切的社交网络、良好的教育机会。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中，缺乏流动机会的个体将更加认同其特定群体内部成员，而不再关注更宏大的政治共同体，这一结论获得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佐证。本文认同。群体不仅影响了个体的地位，还创造了个人评估风险和寻求保护的信号。故而，我们大家可以假定，在地位分化程度高、不确定性低的情况下，当群体组织十分稳固、风险相对可预测时，公民将利用特定的内群关系作为获取信息和安全的来源。而在天平的另一端，若社会经济相对平等，同时又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其社会身份和信息源自都相对模糊，个人则有可能寻求更大规模团结主义驱动的社会保护（social protection）。
相比之下，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不平等交汇所产生的结果并不明确。简而言之，人类能接受不确定性并通过社会保险来加以对冲，或者通过加固内群边界（比如与低于该群体的人保持距离）并提高自身相对地位来减少不确定性。我们大家都认为，后一方案是近年来民粹主义兴起的主要的因素之一。虽然已有研究对此话题已有诸多讨论，但其要么忽视了新全球经济中“赢家”的地位捍卫举动，要么淡化了物质利益对于社会经济两端分裂政治的核心影响力。本文提出的理论机制突显了经济利益与狭隘身份认同限缩（retreat to insular identities）之间的相互作用，当社会分层程度高、不确定性低时，社交网络和互动越来越局限于群内，而与群外的社会流动性和亲和性双双减弱。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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